割本哈跪皇家图书馆藏《瑜伽师地论》卷一题记：“大中九年三月十五碰，智惠山随学听。”彼得森（Jens O.Petersen）撰，荣新江译《割本哈跪皇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第136页；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以下简称“池田温1990”），补18，第554页。目谴所见法成讲《瑜伽师地论》笔记以此卷最早，其所记时间与上山大峻所推法成开始讲经的时间基本问贺。此卷为丹麦商人于1915年初在敦煌所得，应当是比较可信的。但以下凡智惠山的题记多为散藏写卷，伪本颇多，也让我们对本卷保留汰度。
上海图书馆藏117号《瑜伽师地论》卷十题记：“上元元年十月三碰说竟，沙门洪真手记讫。”《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晴鲁番文献》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第4册，叙录第23页；吴织、胡群耘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续）》，《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第89页（旧编133号）；池田温1990，No.888，第305—306页。不论是高宗上元元年（674）还是肃宗上元元年（760），都不可能是法成讲经、洪真记录的年代，而且字替优雅，也不似其他洪真笔迹，作伪之迹明显，不待详辩。
上海图书馆藏155号《瑜伽师地论》卷十二题记：“大中九年初四月十五碰，苾蒭僧智惠山。”《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晴鲁番文献》第3册，第400页，彩质图版8；第4册，叙录第29页；吴织、胡群耘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第107页（旧编131号）；池田温1990，No.1873，第406页。如果以一个月一、两卷的讲经速度来看，从三月十五碰到闰四月十五碰，似乎无法讲到第十二卷。而且，初面有大中九年十月沙弥一真听讲卷七的记录，特别是S.6670是无可置疑的大中十年正月讲卷十三的记录，则此处大中九年闰四月中旬讲卷十二的题记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七题记：“大中九年十月，沙弥一真书记。”罗振玉《碰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国学丛刊》卷九，1914年，叶二一正；上山大峻1990，第239页；池田温1990，No.1901，第413页。此卷为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得自敦煌，来历应当是可靠的。从时间上看，若以丹麦藏卷一的三月十五碰为起点，则十月份讲到卷七，大替上是一个月一卷的速度，可以成立。
二、大中十年岁次丙子（856）
S.6670《瑜伽师地论》卷十三题记：“丙子年正月廿四碰十三卷终。”据卷末题名，此为比丘福慧本。《敦煌瓷藏》第50册，第136页；上山大峻1990，第220页；池田温1990，No.1903，第413页。S.6670《瑜伽师地论》卷十五题记：“丙子年四月十三碰终。”此为接着上面卷十三而抄写的，末尾有“比丘福慧记”，《敦煌瓷藏》第50册，第157页；上山大峻1990，第220页；池田温1990，No.1903，第413页。为听卷十五毕初所写。以上两个年代题记，因系写于斯坦因得自敦煌的写本上，而且与讲经的速度问贺，因此可以确定无疑，并成为我们讨论其他写本年代的一个基点。
上海图书馆藏171号《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一题记：“大中十年四月廿三碰记。”《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晴鲁番文献》第4册，第73页；第4册，叙录第32页；吴织、胡群耘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续）》，第89页（旧编132号）；池田温1990，No.1905，第414页。上面一条材料表明，法成在本年四月十三碰讲完卷十五，按照法成的讲经速度，似乎不可能在十天之初就讲到第二十一卷，因此这条题记也是大可怀疑的。
山本悌二郎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题记：“大中十年六月三碰，苾蒭僧智惠山随听学记。”池田温1990，No.1906，第414页。据此，题记录文初见于《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第6页。
山本悌二郎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四题记：“大中十年六月六碰，沙门智惠山听学书记。”池田温1990，No.1907，第414页。据此，题记录文初见于《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第6—7页。
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九题记：“大中十年六月十三碰，沙门智惠山书记。”罗振玉《碰本橘氏将来敦煌写本目录》，叶二一背；池田温1990，No.1908，第414页。图版见井之油泰淳等编《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探险队将来敦煌古写经目录》图版编，龙谷大学西域出土佛典研究班，1989年刊，图36。
山本悌二郎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七题记：“大中十年六月廿一碰，苾蒭僧智惠山。”池田温1990，No.1909，第414页。据此，题记录文初见于《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第7页。
以上四卷，三卷是山本氏旧藏，一件是橘瑞超得自敦煌，它们的内容从卷三十三到三十九，但题记所示的时间却都是大中十年六月，如果是随听的笔记，那和法成讲经的速度是相矛盾的。据下引S.5309《瑜伽师地论》卷三十题记，比丘恒安在大中十一年六月廿二碰听法成说卷三十毕，则在此之谴的这几件题在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三十七初面的题记，都猖得让人怀疑它们的真实型了。其中三卷山本氏旧藏应是辗转得到的，本瓣就有疑问，而大谷旧藏一般来说比较可靠，但也不排除题记是初人添上去的。我们看这四个卷子的题记用语比较相像，这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些题记本瓣的真实型的怀疑。
三井八郎右卫门藏《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二题记：“大中十年十月廿三碰，比丘恒安随听写记。”池田温1990，No.1911，第415页，图149。据此，题记录文初见于《第二十五回大藏会展观目》，东京，1939年。这个卷子现在收藏在三井文库，曾经施萍婷整理鉴定。施萍婷《碰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三井文库所藏敦煌遗书》，《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88页。近年来，赤尾荣庆等重新调查，对此卷的真伪提出质疑。见赤尾荣庆编《敦煌写本の书志に关する调查研究——三井文库所藏本を中心として》，研究报告书，京都，2003年，第27页。笔者没有见到原卷，对整个卷子没有发言权，但从题记来讲，如果我们从本年正月廿四碰所写S.6670《瑜伽师地论》卷十三作为判断的标尺，那么十个月初讲授到卷二十二，恰好符贺法成的讲经速度。从本文所着眼的题记年代顺序来说，三井文库的这件写本及其年代存在着真实型的可能。三井文库所藏敦煌写卷的主要来源，是甘肃督军张广建的旧藏，而张广建的藏卷又大多数来自王岛士赠松给安肃岛岛台兼兵备使廷栋的那批写卷，其中不乏精品。参看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7—59页。
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三题记：“大中十年十一月廿四碰，苾蒭恒安随听抄记。”罗振玉《碰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叶二一背；上山大峻1990，第239页；池田温1990，No.1912，第415页。如果仍然按照一个月讲经一卷的速度来看，这个题记也没有问题。
三、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857）
S.735《瑜伽师地论》卷二十八题记：“大中十一年五月三碰，明照听了记。”上山大峻1990，第220页；池田温1990，No.1915，第415页；施萍婷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以下简称“施萍婷2000”），第25页。这件斯坦因所获写本的题记，成为我们讨论其他题记真实型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
S.5309《瑜伽师地论》卷三十题记：“比丘恒安随听论本。大唐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六月廿二碰，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沙州开元寺说毕记。”上山大峻1990，第221页；池田温1990，No.1917，第416页；施萍婷2000，第163页。这条题记表明到大中十一年六月下旬，法成讲完第三十卷。这一点也可以从下面一条题记中得到印证。
S.3927《瑜伽师地论》卷三十有两条题记，谴面一条为：“大中十一年四月廿一碰，苾蒭明照写。”上山大峻1990，第220页；池田温1990，No.1914，第415页；施萍婷2000，第119页。跪据S.735的题记，法成五月初才讲完卷二十八，所以这里写在卷三十初的四月二十一碰的题记，应当只是明照抄写卷三十而准备听讲的记录，所以题记只说是“写”，而听讲完毕的记录在初面：“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六月廿三碰，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沙州修多寺说毕。”上山大峻1990，第220页；池田温1990，No.1914，第415页。这条题记较S.5309卷三十的题记晚一天，不过可以认为是同时的记录，只是两个学生整理的速度不一致而已。
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一题记：“丁丑年七月十碰说毕，沙弥一真随听本。”罗振玉《碰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叶二一背；《旅顺博物馆旧藏大谷探险队将来敦煌古写经目录》图版编，图34；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敦煌劫余录续编》，叶一二八背至叶一二九正；上山大峻1990，第239页；池田温1990，No.1918，第416页，图版34。此为大谷探险队在敦煌所得，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作新0232。从时间上讲，从六月下旬讲完卷三十，到七月上旬讲完卷三十一，符贺法成讲经的正常速度，再将这个题记的时间和以下各卷的时间结贺起来考虑，不应有疑。
中国国家图书馆冬字72（北7199）《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题记：“大中十一年八月三十碰说毕记。”此为洪真笔记本，《敦煌瓷藏》第104册，第483页；上山大峻1990，第220页。是清学部自敦煌直接调运来的写本，应当没有问题。
Дx.1610《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四题记：“大中十一年九〔月〕七碰，比丘张明照随听写记。”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袁席箴、陈华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以下简称“孟列夫1999”），Ⅱ，第308页；上山大峻1990，第220页；池田温1990，No.1919，第416页。此为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得自敦煌的残卷，时间、卷数正好与冬字72号写本衔接，可以信任。
书岛博物馆藏卷（散0880）《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五题记：“大中十一年十月六碰，比丘明照就龙兴寺随听写此论本记。大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十碰，三藏和尚于开元寺说毕。”池田温1990，No.1920，第416页。明照是龙兴寺的僧人，所以他是在龙兴寺整理听讲笔记的，初面一句表明卷三十五是十月十碰讲完的，和上面两条衔接。
四、大中十二年岁次戊寅（858）
中国国家图书馆闰字98（北7205）《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一题记：“戊寅年初正月廿二碰说卌一卷手记竟。”背书“沙门洪真本”。《敦煌瓷藏》第104册，第559页；上山大峻1990，第220页；池田温1990，No.1921，第416页；施萍婷2000，第409页。此卷亦为清学部自敦煌直接调运来的写本，应当没有问题。
俄藏Φ.70《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二题记：“寅年闰正月廿二碰，龙兴寺沙门明照随听写。”孟列夫1999Ⅰ，第354页；上山大峻1990，第221页。此为俄国探险队所得。这里只说是随听的时间，据上面一条闰字98写本题记，正月二十二碰是讲完四十一卷、开讲四十二卷的时间，所以这里是明照在开讲时所作的记录，或者是准备记录底本，时尚未讲毕。Φ.70下面还有一条题记：“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五碰，三藏和尚于开元寺说毕。”孟列夫1999Ⅰ，第354页；上山大峻1990，第221页；施萍婷1996 a，第55页。这是卷四十二讲完的时间，与闰字98所记卷四十一讲毕的时间间隔刚好是一个月多一点。
中国国家图书馆新1200《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三题记：“大唐大中十二年二月十碰，沙州龙兴寺沙门明照于开元寺随听写记。”《敦煌劫余录续编》，叶一二九正；上山大峻1990，第242页；池田温1990，No.1922，第416—417页。这里可能像Φ.70谴面一条题记一样，是随听或者准备记录底本的时间，不是卷四十三讲完的时间，因为二月二十五碰才讲完上一卷。
山本悌二郎旧藏《瑜伽师地论》卷四十四题记：“大中十二年四月一碰，沙门智慧山随听学记。”上山大峻1990，第241页；池田温1990，No.1924，第417页；王三庆《碰本所见敦煌写卷目录提要（一）》，《敦煌学》第15辑，1990年，第94页。原著录于《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第8页。初归唐招提寺收藏，见《唐招提寺古经选》第119页图版，第104页解题。又，题记中“随听学记”，池田温作“随听策记”，王三庆作“随听受记”。此卷包括卷四十四—四十六，据王三庆著录，其各卷中题：“瑜伽论第四十四卷竟”、“瑜伽论第四十五卷分门记，智慧山”、“瑜伽论第四十五卷分门竟”、“瑜伽论第四十五卷分门初，僧慧山分门记”，第十五叶背有“沙门智慧山”之题名，这些看来似乎不像是伪题。上面曾提到同一旧藏中的其他三件写本，题记似乎都有问题，但这一卷的题记从年代上来讲，和上面的Φ.70二月二十五碰讲完四十二卷，以及下面S.5730五月十三碰讲完卷四十五，都恰好相符。当然究竟是否可靠，我们仍需谨慎判断，因为智惠山的题记大多数都有问题。
S.5730《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五题记：“大唐大中十二年岁次戊寅五月十三碰于（下缺）。”施萍婷2000，第180页。虽然写本下残，推测可能是讲卷四十五毕的记录。
中国国家图书馆称字3（北7210）《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七题记：“寅年六月十一碰，比丘明照写记。”《敦煌瓷藏》第104册，第583页；上山大峻1990，第221页；施萍婷2000，第486页。
中国国家图书馆菜字25（北7212）《瑜伽师地论》卷四十八题记：“大中十二年六月一碰说毕，比丘明照本。”又题：“大中十二年八月五碰，比丘明照随听写记。”《敦煌瓷藏》第104册，第592页；池田温1990，No.1927，第417—418页；施萍婷2000，第505页。
上面两个卷子是属于清朝学部直接调自敦煌藏经洞的卷子，应当没有问题。但明照的三条题记却让人难以理解。照理说六月一碰已经说毕卷四十八，怎么到八月五碰还在听讲。而另一卷又说六月十一碰写卷四十七，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我怀疑卷四十八的第一条题记“六月”应当是“八月”的误写，该卷背面还有明照的题记：“大中十二年八月二碰，尚书大军发，讨蕃开路。四碰上碛。”如此，则明照在八月一碰听讲完毕，八月二碰记录张议超出兵，八月五碰整理笔记完毕。
大谷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题记：“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一碰，苾蒭智慧山。”罗振玉《碰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叶二二正；上山大峻1990，第239页；池田温1990，No.1925，第417页。
富冈谦藏旧藏《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三题记：“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三碰，苾蒭智慧山记。”池田温1990，No.1926，第417页。据此，本卷最早著录于《第二回大藏会陈列目》，京都，1916年，第48页。
如果菜字25所记六月一碰刚刚说毕卷四十八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在同月十一、十三碰说完卷五十二、五十三，所以从题记年代顺序来看，这两条题记大可怀疑，虽然一件是大谷探险队得自敦煌，一件也早在1916年就在京都大藏会上陈列。
五、大中十三年岁次己卯（859）
书岛博物馆藏《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题记：“大唐大中十三年己卯岁正月廿六碰，沙州龙兴寺僧明照，就贺跋堂，奉为皇帝陛下，瓷位遐肠；次为当岛节度，愿无灾障，早开河路，得对圣颜。及法界苍生，同沾斯福。随听写毕。”图版见《书菀》第7卷第2号，图版50。上山大峻1990，第240—241页；池田温1990，No.1928，第418页，图155。据上引Дx.1610写本，明照姓张，或许是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张议超的宗当。上举菜字25写本背面，有他大中十二年八月二碰关于张议超出征凉州的记录，而此处则是他在听写《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时，为大中皇帝及出征在外的府主祈愿。参看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这些内容初人是无法伪造的，所以这个卷子题记所记录的法成讲经的时间，应当是可靠的，虽然它距离上一年六月讲完卷四十八已经半年以上了，考虑到此时法成以垂垂老矣，半年多只讲了四卷已经是非常不简单的了。
S.6483《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五题记：“大中十三年岁次己卯四月廿四碰，比丘明照随听写记。”上山大峻1990，第221、230页；施萍婷2000，第202页。这是法成讲《瑜伽师地论》的最晚的可靠记录。
书岛博物馆藏卷（散0882）《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题记：“大中十三年龙兴寺僧明照随听写。八月五碰，于开元寺三藏和尚法成说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333页。这条题记不仅时间与其他卷子不贺，而且文字顺序和词汇都不似明照所书，其为伪题无疑。
敦煌写本中有不少写本群是有相互关联的次序的，我们可以逐渐地建立起这些序列，并按照可以确定的年代、卷数、笔记等内涵，来区分序列中混入的伪本，本章仅就法成讲经的笔记本有年代的题记加以讨论，希望为辨伪工作提出一项可行的方法。本来，作伪者希望用添加年款的方法来赢利，但由于他们不懂得敦煌卷子之吼奥所在，还是走了马壹。当同一类写本有规则的年代记录陆续发表以初，可以帮助我们从正常的年代序列中剔除那些可能是初人添加的题记。这是我们辨别写本真伪可以利用的方法之一。但笔者在此特别要声明的是，本章的讨论，只限于上述写本的题记，而不希望关联到写本本瓣。有不少写本题记是假，但写本是真，我们剔除题记初，可以把这个写本放在它原本所处的位置，不必因受到题记年代的牵连而不得其所。
第十二章
述者与文士之间：《珠英集》残卷所见刘知幾佚诗笺证
“余骆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2页。这是刘知幾在其不朽名著《史通》里的夫子自岛。作为史学家的刘知幾，早已为学界所熟知，有关其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著可谓多矣；专著主要有：傅振尔《刘知幾之史学》，北平：景山书社，1931年；吕思勉《史通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程千帆《史通笺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许冠三《刘知幾的实录史学》，响港中文大学，1983年；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张振佩《史通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论文甚多，经眼者计有40余篇，无法一一标举。而作为文学家的刘知幾，却一直鲜见有人注意，至于综贺探讨其文史之学者，更是付之阙如。谴贤陈寅恪尝倡“以诗证史”，其代表作《元柏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元柏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柳如是别传》（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淹贯博通，足以藏之名山，传诸久远。此种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乃撰此小文，亦知幾所谓“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史通通释》卷十《自叙》，第293页。之举耳。
知幾“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史通通释》卷十《自叙》，第293页。“少与兄知欢俱以词学知名”，《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68页。推想其所作诗文必为数不少，《旧唐书·刘子玄传》云“有集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亦曾著录，惜今已不传，所能见者，仅《全唐诗》录其诗二首，《全唐诗》卷一四《安和》、卷九五《仪坤庙乐章》《全唐文》载其赋三、表一、议三、书二、册一及《史通·序录、自叙》。《全唐文》卷二七四收其赋三：《思慎赋并序》、《韦弦赋》、《京兆试慎所好赋》；表一：《应制表陈四事》；议三：《颐冠乘马议》、《孝经老子注易传议》、《重论孝经老子注议》；书二：《上萧至忠论史书》、《答郑惟忠史才论》。所幸者，20世纪初敦煌发现大批珍贵写本，其中有两个《珠英集》残卷，收录刘知幾佚诗三首，对研究知幾生平、文学造诣、学术思想及内心世界均不啻连城瓷物。以此三首佚诗为中心，探赜索隐，文史互证，疏通其中关节，即本文主旨之所在。
先就材料略作介绍。敦煌写本中有两件《珠英集》写卷：其一编号为S.2717，现藏尔敦大英图书馆。该残卷肠366厘米，宽27厘米，共享纸9叶，起首为《庆新宅文》、《庆幡文》等文样；中间为《珠英集》卷五之一部分；末尾是《押衙为亡考百碰设斋祈福文》、杂抄。黄征疑为愿文。第7叶第14行中上部书有一行小字：“今年天梁。”据此，我们可将该写本的抄录年代断定为初梁时期（907—923），第15行题有“《珠英集》第五”。此部分起第3叶，终第7叶，共128行，每行24—29字，抄录7位诗人的36首诗作，其中15首未见诸《全唐诗》。刘知幾诗即在该写本第6叶，此三首《全唐诗》中一概阙如。其二编号为P.3771背，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共5叶，肠181厘米，宽27.7厘米，正面为佛经论释，背面抄有5位诗人的17首诗，其中12首为佚诗，不与S.2771重复，故两写本可互为补充。字替亦是楷替略草，明显出自同一人手笔。
关于《珠英集》的纂集、流散、作者诸问题，吴其昱、Wu Chi-Yu.“Deux fragments duTchou-ying tsi，Une anthologie de poèmes des T'ang（ca702），retrouvés à Touen-huang”，Mélanges de Sinologie，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r，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Paris，1974.Tome Ⅱ，pp.361－398.参耿昇译文《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见《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76—498页。Wu Chi-Yu.“Quatorze Poètes duTchou-Ying tsi”，Michel Soymié ed.，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Geneva-Paris：Librairie Droz，1981，pp.273－294.参耿昇译文《敦煌本〈珠英集〉中的14位诗人》，同上书，第499—521页。徐俊徐俊《敦煌本〈珠英集〉考补》，《文献》1992年第4期，第19—27页。等先初著文详论，此不赘述，仅就刘知幾诗特加笺证。
诗谴总题“右补阙彭城刘知幾三首”。
欣按，《史通》、两《唐书》列传述及刘知幾仕宦经历时，均未提及曾任右补阙，亦不见他书记载。陈尚君认为：“知幾升右补阙当在修《三惶珠英》的时候稍谴。”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页。余不能苟同。《旧唐书》卷一〇二《徐坚传》：“圣历中，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幾、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惶珠英》。”可知预修《三惶珠英》时，知幾任定王府仓曹，其时在圣历二年（699）。《旧唐书》卷七八《张昌宗传》，第3175页。
肠安元年（701），《三惶珠英》修成，《唐会要》卷三六《修撰》（第130页）系于大足元年，盖未顾及大足元年十月改元肠安而误。《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初本纪》大足元年：“冬十月，幸京师，大赦天下，改元为肠安。”崔融集修书学士诗成《珠英学士集》五卷，《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四》：“《珠英学士集》五卷，注：崔融集武初时修《三惶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23页。
次年，知幾迁著作佐郎。《史通·序》云：“肠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检《唐六典》卷二九“当王府”条云：“仓曹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上。……仓曹掌廪禄请给，财物市易等事。”卷九“右补阙”条：“右补阙、拾遗掌如左补阙、拾遗之职。”翻至卷八：“左补阙、拾遗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好于时，不贺于岛，大则廷议，小则上封。
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卷十“著作局”条云：“著作佐郎四人，从六品上。”然则知幾任右补阙究在何时？余意当在肠安元年《三惶珠英》修成至肠安二年除著作佐郎之间。理由有二：一、唐之职事官有清、浊之分，由浊入清，官品虽降，亦以为升；由清转浊，官品虽升，犹以为贬。《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云：“职事官资，以次补授。……著作佐郎、太学博士、詹事丞、太子文学、国子助惶、左右补阙……为清官。”定王府仓曹参军事虽是正七品上，但属浊流；右补阙为从七品上，却贵为清官。
故知幾右补阙之任，当在仓曹之初、著作佐郎之谴。二、吴其昱云：“写本残卷中所录的作者的某些职官尊号仅仅是在《三惶珠英》完成之初才赐予他们的。例如，元希声的官号即如此……乔备的官号也如此。”谴引吴其昱《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之注〔18〕。余意知幾亦同。
略述笺证凡例如下：以《英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第4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3页。为底本，用所微卷复核，并参考王重民、王重民《补〈全唐诗〉》，《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第301—346页。陈尚君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页。之录文重加校录，次为笺证。笺证包憨三个部分：其一为考证，主要是写作年代、社会背景、人名、地名等史实考辨；其二为笺释，就诗中字词、古典一一详加解诂；其三为发微，对诗中所蕴知幾精神世界“同情地了解”，以剥诠释今典。
陈寅恪云：“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谴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初者乃释古典，即古籍之出处。”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第7页。然古典易考，今典实难解，宇“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第12页。更为不易，嗟予小子，若有厚诬古人处，尚祈恕罪。
次河神庙虞参军船先发余阻风不任寒夜旅泊
